龙是中国古人对蛇、鳄、鱼、鲵、猪、马、牛、鹿等动物，和雷电、云、虹、龙卷风等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创造的，具备长身，大口，大多有角、有足、有鳞、有尾等形象特征，和喜水、好飞、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品性的神物。
经过至少八千年的创造、演进和升华，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海内外华人都可谓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
2006年12月初，中华大地曾刮起一场旨在放弃龙的中华文化标志地位的“弃龙”风波。风波中，新浪网曾做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表明：认同龙是中华民族标志形象的，占到了九成以上。2007年9月，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发布了一项在海内外开展的“中华龙和中华龙文化的社会认知度大型调研工作”的情况通报，结果显示：87．7％的认同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并认同“中华儿女是龙的传人”的称谓。
那么，中国人为何对龙情有独钟呢？
对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龙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形成；龙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先祖；龙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文化；龙联系着中华民族的情感；龙反映着中华民族的进步；龙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
一．龙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形成
学者们将早期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分为石器、青铜、铁器等不同的时代。
新石器时代及随后的青铜时代，是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期。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以发掘实证为据，将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分为若干大区系，每个区系都包含着若干种类型文化。苏先生的区系类型学说，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认为“是有效探索中华文化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一把钥匙”。
而我们在各大区系、众多文化类型中几乎都看到了“原龙”即“原始的、起初的龙”的身影。如在东北文化区系，出土有距今八千年左右的辽宁阜新查海文化石块堆砌龙、距今近七千年的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文化陶纹龙、距今五千多年的内蒙古赤峰赛沁他拉红山文化玉雕龙；在华北、西北文化区系，出土有距今七千年左右的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陶纹龙、距今六千四百多年的河南濮阳仰韶文化蚌砌龙、距今五千多年的甘肃甘谷马家窑文化陶纹龙、距今四千多年的山西陶寺龙山文化彩绘龙；在东南文化区系，出土有距今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骨刻龙、距今五千三百年的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玉雕龙；在中南、西南文化区系，出土有距今近六千年的湖北黄梅焦墩大溪文化河卵石摆砌龙；等等。如果按其主要的取材对象来划分，这些原龙有蛇龙、猪龙、鹿龙、鸟龙、马龙、熊龙、鱼龙、鲵龙、鳄龙、虎龙、云龙等十余种之多。
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族就是在这各大区系、众多类型文化的交汇影响中逐步容合而成的。而龙，显然是这种大容合的参与者、伴随者、见证者，当然，也是标志者，因为不管容合前的各族团以何物为标志，容合后的统一的华夏族选择了龙。
二．龙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先祖
中华民族的人文先祖，大都有作为历史人物的事实依据，也有作为神话传说的想像成分。对这些先祖的崇拜，也和自然崇拜、图腾崇拜、英雄崇拜、生殖崇拜等交织在一起，而龙则是这些崇拜的主要象征物。龙崇拜与祖先崇拜的结合，为“龙的传人”说提供了根据：祖先为龙，子孙后代自然也就成了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
伏羲位列三皇，是远古部落联盟的首领，后世称其为“百王之先”。传说伏羲有许许多多了不起的业绩，如结网罟、养牺牲、作甲历、造琴瑟、画八卦、造书契、制嫁娶，等等。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和女娲成婚繁衍了人类，成了中华民族的“人祖”。
《帝王世纪》、《诗含神雾》等典籍将伏羲说成是雷神的儿子，是其母亲华胥氏踩踏了雷神在雷泽留下的“大迹”而孕生的。于是可以这样推理：雷电是龙的重要的取材对象之一，闪电为龙之形态，雷声为龙之发音，雷神就是龙神，雷神的儿子也就是龙神的儿子，龙神的儿子当然是龙。
《拾遗记》是另一种说法：神母在华胥之洲漫游，忽然天降一道青虹，将神母缠绕，久久才散，于是神母“即觉有娠”，十二年后，生下了伏羲。由于虹也是龙的取材对象之一，其形状如龙，且两端常垂江河，民间谓之“龙吸水”。据此可断虹的后人即是龙的后人，龙的后人当然是龙。
据说伏羲还生就一副“龙相”，有“长头修目，龟齿龙唇”、“龙身牛首”、“龙唇龟齿”；“鼻龙状”等说法。
《左传》、《三皇本纪》等说伏羲降生的时候，有“龙瑞”出现，故“以龙纪官，号曰龙师”。后世称伏羲首创龙图腾，主要根据便是这“以龙命官”、“为龙师而龙名”。穆仁先在《序·周口——中国“神话之都”》中说：伏羲“先后征服了九大部落。伏羲的图腾是蟒蛇，其他部落也都有自己的图腾。伏羲每征服一个部落，便在自己的蟒蛇图腾上添加这个部落图腾的一部分。经过多年的征服，伏羲在蟒蛇图腾上加上了老虎的眼，长鲸的须，巨蜥的腿，苍鹰的爪，红鲤的鳞，白鲨的尾。于是，一个新的图腾形象产生了。新的图腾叫什么名字呢？是年九月初五，伏羲在召集九大部落首领商讨结盟大事时，忽然乌云四合，天空划过一道闪电，那耀眼的闪光极像新的图腾，紧接着传来‘轰隆隆’一阵巨响。伏羲顿有所悟，他就把新图腾定名为‘龙’。”（《周口神话故事·序》，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
女娲是传说中的远古氏族部落首领、三皇之一，也是一位创造大神。《淮南子》称当年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积芦灰以止淫水”的时候，曾“杀黑龙以济冀州”。显然，这条黑龙是一条兴风作浪，祸害一方的恶龙，否则女娲不会杀它。那么，杀恶龙者，必具备善龙的神性和功力。
《淮南子》又言女娲“乘雷车，服驾应龙，骖青虬”，“前白螭，后奔蛇，浮游逍遥”。前面说过，雷是龙的很重要的容合对象，龙的发音即取自隆隆的雷声，雷车也就是龙车；应龙是生有双翅的飞龙；青蛇、白螭都是龙属：由此看来，虽然这段神话没有明言女娲是龙，但已说明女娲与龙的关系非同寻常。
汉代王延寿在《鲁灵光殿赋》中称“伏羲鳞身，女娲蛇躯”，《帝王世纪》讲女娲氏“蛇身人首”。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中的女娲像，山东武梁、河南南阳、山东沂南等地汉墓出土的女娲像，都是人面蛇身。蛇是龙的重要的也是主要的容合对象。从形象上讲，蛇将自己悠长蜿转的身躯、神秘多变的色彩贡献给了龙；从内涵上讲，蛇将蜕变更新、生生不已的“生命意识”贡献给了龙。蛇是龙的模特之一，龙是蛇的升华，蛇可以变成龙，龙也可以化为蛇。那么，说女娲“蛇躯”、“蛇身”，也就等于说女娲“龙躯”、“龙身”。
炎帝是远古炎黄部落联盟的一位首领，五帝之一。《国语·晋语》、《帝王世纪》等古籍讲，炎帝是其母亲感应了神龙首后生下的，长着一副龙的容颜。据此，可以判断在古人的心目中，炎帝是一个“龙种”，或“准龙种”。另外，炎帝的形象是人身牛首，而牛也是龙的容合对象之一，一些龙的角，就多取材于牛头。苗族同胞就绘制并崇拜牛龙、牛角龙——相传炎帝被黄帝打败后，退守南方，跟随他的苗民也跋山涉水最后落脚于西南山区；或说是炎帝这位中华民族的“农神”、“谷神”，最后成了管辖南方的天帝，被本是当地土著的苗民认做了自己的始祖。
一些民间传说也将炎帝描绘成龙。如说炎帝的母亲女登在宝鸡天台山游玩时，一条巨龙腾飞而下，直向女登扑来。于是有孕，生下一个人体龙颜、头上长龙角的男孩，于是取名“神龙”。又说炎帝误尝断肠草去世后，人们先是把他放入九龙泉让大家瞻仰，然后堆起柴草将其火化。熊熊火焰中炎帝作一条赤龙飞上天空，接着，还将自己的胡须拔下，落地而成龙须草。又说炎帝三岁时就拜见龙王，要求龙王施雨要均匀，龙王们也都听他的话。到他老死的时候，各处的龙王都争抢着要把炎帝的遗体葬埋在自己管辖的地方。最后，湖南酃县（今炎陵县）的龙如愿以偿，并在炎陵山下洣水河边留下了龙脑石、龙爪石等遗迹。
黄帝是继炎帝之后的古代部落联盟首领。黄帝与龙的关系史籍中有多种说法，如黄帝“得苍龙而辨于东方”、黄帝“乘龙”、“黄帝治天下……青龙进驾”等。流传广远的传说是黄帝与蚩尤打仗的时候，曾下令让应龙去攻冀州。还有，黄帝年老时，曾采首山的铜，在荆山下铸鼎。鼎铸成后，天上的神龙垂下胡须迎接黄帝。黄帝便骑上龙背，升天而去……
还有更进一步的说法，如说黄帝是雷神（也就是龙神）的儿子，具有龙形龙貌：黄帝的母亲附宝见大电光绕着北斗星，光照四野，于是有感，怀孕生下了黄帝，所以说黄帝“以雷精起”，是“主雷雨之神”。因为雷与龙是同一关系，因而，便有了“轩辕黄龙体”、“黄帝龙颜”、黄帝“自以为云师，有龙形”等说法。
夏禹亦称禹、大禹，名文命，是炎黄部落联盟最后一位首领。相传其父鲧用堵塞的办法治水，遭到了失败，被天帝处死于羽山之野。鲧死后，精魂不散，尸体过了三年还不腐烂。天帝便派神人用“吴刀”剖开鲧的肚腹，其尸体遂化为黄龙，潜到羽渊里去了。而在鲧腹剖开之际，一条无角的虬龙蹦了出来，这便是大禹最初的形象。虬龙禹吸取了父亲的教训，改堵塞为疏导，他“尽力沟洫，导川夷岳”，三过家门而不入，堪称为民造福的“善龙”典范。
相传夏禹在凿龙门时，曾与“蛇身人面”的伏羲相遇，伏羲曾把一把玉简授予夏禹，禹就拿着这把玉简“度量天地”、“平定水土”。而在其治水的过程中，应龙充当着开路先锋的角色，加上其它神龙的帮助，大禹终于平定了漫漶天下的水患。因治水有功，被舜选为继承人。禹当政后，自奉菲薄，注意农时，尽力于沟洫之利。相传在他创立夏朝的时候，蟠龙从藏身的地方纷纷跃出；立国之后，青龙跑到了都城的郊区。
龙是古人对自然界中的诸多动物和天象多元容合而产生的神物，是神秘强大的自然力的代表和形象化。将伏羲、女娲、炎帝、黄帝、夏禹等人文先祖比龙称龙，意味着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这些人祖具有和龙相似或相同的神性和神力，能够同自然界相沟通、相和谐，而在流传广远的神话传说中，这些人祖也的确干着同自然界相沟通、相和谐的事情。同时，将人祖们比龙称龙，也使龙因被人祖所比称而具有人的气息，进而以象征物的面目融入华夏人的祖先崇拜。
三．龙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文化
中华民族是容合而成的，中华文化也是容合而成的，而龙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文化的标志，就在于龙反映、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容合。比如，战国时期出现的群龙、交龙，就反映了其时的诸子峰起、百家争鸣的局面；而龙出现于佛教经典、亮相于佛庙殿堂，则是东汉以降，中华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相容合的反映。不仅如此，龙还体现着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比如儒家讲的“仁”，就有“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刚、毅、木、讷近仁”等多种阐释，显然是一个容合性概念。而道家讲的“道”，也有宇宙的本原、本体，万事万物的规律，自然变化的过程等多种解释，显然也是一个容合性概念。至于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的“兼爱观”，更是容合的体现。
东汉年间，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中国龙也开始了对来自境外的异质文化的容合。在河南洛阳龙门古阳洞、河南巩县石窟寺的北魏佛龛上，出现了口吐莲花的龙的形象。莲花是佛教的主要象征物之一。中国龙不但出现在佛龛上，还口吐莲花，说明了龙文化对佛教文化接纳、容合的态度。上海博物馆收藏有宋代扒村窑黑地白龙正八梅瓶一件。此瓶上部纹饰是一条扬头伸爪的白色走龙，为典型的中国龙形象；下部为楷书“正八”二字。“正八”是佛教术语“八正道”的简称。作为当时佛教寺庙中的用品，此瓶堪称佛教中国化的典型器物，也是龙文化容合佛教文化的主要见证。
中国龙不光对佛教文化持容合态度，对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等也持容合态度。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内有一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碑于唐代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由一个名叫景净的波斯传教士撰刻树立在当时的大秦寺院中。碑上面共有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字，说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有一个从古波斯来的传教士叫阿罗本，历经跋涉进入中国，沿着于阗等西域古国、经河西走廊来到京师长安。他拜谒了唐朝皇帝太宗，要求在中国传教，获得了唐太宗的准许，从此，景教，也就是基督教开始在长安等地传播起来。碑文还引用了大量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来阐述景教教义，讲述人类的堕落、弥赛亚的降生、救世主的事迹等。此碑是基督教进入中国的见证，有基督教入华“第一文献”之称。此碑的额头雕刻，为双龙盘顶，碑身也由龙子赑屃驮起——这样的情形，在我们看来，绝不仅是中国刻碑、立碑的形制问题，而是象征了中国龙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容合。
容合性可以说是中华文化最本质的特征，而龙正好反映和体现了这一特征。
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期，都是文化上的大容合时期。汉文化是对秦文化、楚文化、北方少数民族文化、西域各国文化的容合；唐文化是对全国各地、各民族文化，和以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的容合。盛唐时的长安，简直就是一座文化容合的大熔炉。所谓恢宏开放，所谓博雅大气，无不以容合为基础、为内容。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华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可称为“再兴期”，即再次兴盛的时期，用“百花齐放”、“万紫千红”这样的人们熟悉的词汇来形容实不为过。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令耳膜振动的声音，如“复兴儒学”、“和谐世界，以道相通”，等等。而在我看来，就国学而言，最有希望还是龙学。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儒学、道学、佛学尽管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优长多多，给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华文化以广泛深刻的影响，但也都有一定的和当代人、当代社会不相适合的缺陷。而龙学，本质上是一种容合之学，它可以容合既包括儒学、道学、佛学，也包括民主、法制、自由、平等、慈善、博爱等在内的古今中外一切学问的优长，而对其缺点则予以不取。
四．龙联系着中华民族的情感
钱其琛先生曾发表文章称：“海内外华人都会认同中华文化中龙与凤的文化标志。这些形象很容易唤起海内外华人共同的民族感情。”的确是这样，中华民族创造和选择龙凤这样的文化标志，花了七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岁月，它凝结、寄托着历朝历代、亿万中国人的智慧、理想和情感，体现着五分之一地球人的心理认同。其产生时间之久远，认同人数之众多，凝聚力之强大，都是世界其他民族不可比肩的。
出过国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发现，哪里有华人辛勤的足迹，哪里就有中华龙矫健的身影；说汉语的是走到哪里，中华龙就飞翔到哪里。比如前不久，我到北美考察访问，在加拿大温哥华正好碰到当地华人组织的“慈善募捐百万行”活动，其活动标志，就是一条盘舞的中华龙，参加这项活动的人，人人都穿着印有龙标志的汗衫。我到洛矶山脉参观，在甘露镇、黄金镇、班芙这样的小地方，都看到了龙的图案。华人们将龙或做在店铺的招牌上，或印在餐馆的菜单上。
上海学者叶尚志曾撰文，言其“到美国访问，凡是炎黄子孙都称自己是‘龙的传人’，他们的根称为龙根，都在中国大陆”。“我在洛杉矶、旧金山、华盛顿，纽约，一进入华人家庭或聚会，一些朋友便不约而同地要我写‘龙的传人’、‘龙’、‘龙根’几种条幅，带的宣纸供不应求。时间不够用，只得通宵达旦急就草成。”“弃龙”风波发生后，法国华商会会长卓旭光先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龙是中国数千年文化的载体，是一种海外华人普遍认同的民族传统。如果改变这一历史传统，华侨们会缺少增进民族认同感的寄托，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
在世界各地，每逢年节，有华人居住的城市都要举办欢庆活动，而舞龙则是必不可少的节目。不光华人舞，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也学着舞。龙不但是华人团结凝聚的象征，也已成为中外人民友好交往的媒介。
五．龙反映着中华民族的进步
在2006年年末到2007年年初由上海滩刮起的“弃龙”风波中，有人说龙是愚昧、落后的象征，“是那种正在逐渐离开我们的事物”。
我们的观点正好相反：龙不是那种正在逐渐离开我们的事物，它既是过去时，也是现在时，还是将来时；龙是一个开放的可以不断纳新的动态系统；龙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文化，世界上只要有中华民族在，就会有龙在；中华民族、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到何种程度，龙就会发展进步到何种程度。
是的，中华龙从距今七八千年前的远古走来，中间经过了从秦汉到明清的长达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身上自然携带有愚昧、落后的东西，但这些愚昧、落后的东西只是龙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一小部分，而不是龙文化的全部。
纵观中华龙的发展史，可以说已走过了三个阶段：先是由最初的自然物（众多的动物、天象）容合、升华为神物（司水灵物、通天神兽）；再由神物发展至兼备人物符号（指代帝王、喻比人杰）皇权象征和吉祥瑞征，再发展至民族标志（代表华人，象征中华）兼备吉祥瑞征。
经过这三个阶段之后的中华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精神象征、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龙的身上，已容合、集纳了中华文化最核心、最优秀、最有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东西。而且，龙文化对自身携带的愚昧、落后的、与当代文明不相吻合的东西，如象征帝王专制等等，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也已做了认真的梳理和清除。这在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学者的著述中都有清楚、到位的阐述。如今，谁还要说龙是愚昧、落后的象征的话，不是别有用心，便是对龙文化缺乏了解，即只用过去时的、批判的、片面的眼光看待龙，而没有用现在时的、认知的、扬弃的、全面的、创新的、建设性的眼光看待龙。
所以，我们说，中华龙文化不仅源远流长，它还体现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它以既“承古”又“开新”的姿态，为不断前进的中华民族提供着智慧参照和精神动力。
比如，在笔者看来，当今的中华民族，在传承、弘扬“容合龙”、“福生龙”、“奋进龙”，清理、抛弃“帝制龙”、“灾祸龙”的同时，完全可以创建、新增“文明龙”、“科学龙”、“环保龙”。这“容合龙”、“福生龙”、“奋进龙”属于“承古”，“文明龙”、“科学龙”、“环保龙”就属于与时俱进的“开新”。
六．龙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龙的精神也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对龙的精神，可用八个字来概括：容合，福生，谐天，奋进。
容合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概称，属于新创造的词汇，因突出了“容”而与“融合”有区别。
龙的形象是容合而成的。宋代学者郭若虚总结“龙有九似”，即“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民间画龙有“九像说”，即“头像牛，身像鹿，眼像虾，嘴像驴，须像人胡，耳像狸猫，腹像蛇肚，足像凤趾，鳞像鱼”。其实，龙的容合对象远远不止这十多种，鳄、蜥蜴、猪、马、熊、鲵、象、狗、猴、羊、蚕、蛾、螺、虾、龟、蚯蚓、穿山甲、鸟类，以及云、雷电、虹霓、龙卷风、海潮、泥石流、古动物化石、树木花草、江河山脉，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龙的容合。
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其前身是华夏族。按通行的说法，华夏族是占主体地位的炎黄部落集团对东方东夷部落集团和南方苗蛮部落集团的容合。炎黄部落集团本身也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容合过程。据先秦文献记载，在距今约5000年左右，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争战于阪泉（今河北省涿鹿县东南），三战而黄帝部落胜，于是黄帝部落容合炎帝部落，形成炎黄部落集团。西北黄土高原是炎黄二族的共同的发祥地，黄河中下游是炎黄部落集团活动的中心区域。之后，经过与东方东夷集团和南方苗蛮部落的容合，形成华夏族，活动区域就南至长江、淮河流域，北至辽河流域，东至山东海边。
华夏族继续容合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包括位于南方（今伏牛山脉以南汉水流域、淮河中上游、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以至云贵高原）的三苗、楚、群蛮、百越、濮与巴蜀及西南夷的“诸蛮”；位于北方（今陕西北部，山西、河北中部与北部）的赤狄、白狄、长狄、东胡、匈奴等“诸狄”；位于西方（今陕西周原以西广大地区）的氏羌族各部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诸戎”；位于东方（今山东、苏北、淮北地区）的太昊、少昊的后裔，即“诸夷”。这样的容合历夏商周三代，中经春秋战国，直到秦汉才基本完成，形成了初步统一的“多元一体”格局。
“多元一体”的实质就是“容合”：“多元”意味着“容”，“一体”意味着“合”。
容合是和谐的前提和基础。不讲兼容、包容，就不会有综合、化合，也就谈不上合力、合作，以至于和谐。大凡成功的事业，都是容合的事业，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凡成功的人士，都是善于容合的人士，所谓“博采众长”、“海纳百川”。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谐的家庭氛围，和谐的社会秩序，都有赖于容合；一个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凝聚力的形成，容合是最核心的要素。
当今世界，之所以冲突不断、战乱不止，许许多多的家园被毁，许许多多的生灵涂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有些人不愿意正视各种文明各有其优长的事实，总想用“一元”取代“多元”，不讲“容合”或不愿意“容合”。所以，加大力度，弘扬、宣传、推广中华龙文化容合的精神理念，让更多的地球人，尤其是那些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领袖们接受这样的精神理念，并将其尊重为普世的公理和通行的原则，自觉、自愿地应用于国家、地区、民族、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问题的协调和处理中，就显得特别有必要。所谓“有矛盾，坐下谈；弃暴力，戒强权；莫急躁，勿狂癫；崇理性，释前嫌；容众异，存多元，谋共赢，求大全”，如此这般，何愁一个和谐地球、一个太平世界不能构建？
福生是造福众生的简称。
龙本来就是中国人为福生而创造的。也就是说，中国人创造龙的目的，是为了有利于、有福于自己，而不是为了有害于、有祸于自己。事实上，古往今来，龙的身上都一直体现着福生的精神。作为水利神、农业神，龙是造福众生的；作为祖先神、人格神、民族神，龙更是造福众生的。
浙江省浦江县，流行一种舞龙活动叫“长灯”，又称“板凳龙”。相传很久以前，当地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井枯河干，庄稼绝收，饥渴而死的人不计其数。人们盼望老天爷能下场大雨，可不管怎样祈求，总是无雨。东海的一条水龙看到这种惨状，为了救助生灵万物，就不顾一切地跃出水面，聚云掣电，在当地播下一场大雨。万物复苏了，人们得救了，可水龙由于违反了天规，被玉皇大帝下令，用刀剁成一段一段，撒向人间。人们发现后，就把龙体拾起，放在板凳上，并把它连接起来，不分昼夜地奔走相告，希望它能活过来。于是，产生了舞“板凳龙”的习俗。
杭州西湖区西南方的龙坞镇流行的舞“彩龙”，也有类似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有五条蛟龙蛰伏在山坞修炼。有一年，当地遭受百年未遇的大旱，五蛟龙不忍百姓受苦，毅然撞破山崖，霎时地裂山崩，暴雨骤至。于是，静静的幽谷深山就有了飞流直泻数千年的白龙潭瀑布。从此，当地的村民就扎编起五条颜色各异的彩龙来以示纪念。据说，逢年过节，五彩龙都要到白龙潭畔汇集，以寄托对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愿。
伏羲、女娲、炎帝、黄帝、唐尧、虞舜、夏禹等远古帝王几乎都有龙之名、龙之誉、龙之功、龙之德。人们为什么要将他们称龙、比龙呢？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人文先祖秉赋着、体现着龙的“福生”的精神，干出了一番番兴国利民、功在千秋的事业。伏羲画八卦、结网罟、造甲历；女娲炼石补天、抟黄土造人、始创嫁娶；炎帝肇始农业、发明医药；黄帝的制陶造车、分土建国；大禹为了根治泛滥天下的洪水，舍小家为大家，堪称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模范。
在龙文化中，有许多造福众生的善龙祥龙，也有一些祸害人间的恶龙孽龙。善龙祥龙是人们褒赞颂扬的对象，是龙族中正面的、居主导地位的力量。恶龙孽龙一般都会受到善龙祥龙的惩处，其祸害人间的行径，反衬出了善龙祥龙造福众生的可贵。
福生为容合提供了目的和规定。也就是说，容合是以福生为目的的，也是有原则和限定的，这个原则和限定的根本点，便是看这个对象是否符合福生的精神。如果这个对象的所言所行不是福生，而是祸生的，那么在容合之前、之时，就要做教育、规劝、等待、惩处等工作，总之要使其改邪归正，弃祸生为福生，然后容而合之。
谐天就是与天和谐。
龙是多元容合的神物。龙的取材对象，几乎将与古人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动物、天象一网打尽。这些动物和天象，代表着古人心目中的“天”，也就是我们讲的自然界。换句话说，龙是人天关系的形象化表述，是天给人的生动直观、意味深长的符号。
人与大自然风雨与共、甘苦同行，使龙成为通天神兽；它体现着中国圣哲“天人合一”的思想，反映着先民对天道的理解、对大自然的敬重。在国人心目中，山有山龙王，海有海龙王，江河湖泊、潭渊溪涧、泓池井泉，大凡有水的地方，都有龙神驻守，龙王庙也就到处可见了。而且，每遇久旱不雨的年月，老百姓都要到有水地方，举行隆重的祈祷龙神的活动。这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通过这种祖先发明的，一辈一辈传下来，且不断地有所发展的形式，人们在和“龙”沟通，在和“天”对话，在表示自己对神秘莫测的、难以抗衡的自然力、自然界的理解、畏惧、诚敬和企盼。
于是，谐天便成为龙的基本精神之一。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全世界有识之士都在大力倡扬生态文明的今天，强调龙的谐天的精神内涵，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奋进就是奋发进取，开拓创新。
在龙的诸多民俗活动中，龙舟竞渡典型地昭示着龙的奋进的精神。但见彩旗如云，鼓呼雷动，人人奋力，龙龙争先，如弹出膛，如箭离弦，桨影纷然，浪花激溅，那热闹的景象，那宏大的场面，那激昂的情绪，那蓬勃的力量，实实在在地今人振奋！
排在中国六经之首的《易经》，其第一卦《乾卦》就是一个以龙为题材的，意义特别、影响深远的“龙卦”。其卦以龙的发展变化为喻，既形象又抽象地阐发了一种道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说，自然界行的是一种健康的大道，而人呢，应该像可以在水中游，也可以在地上行，但终要腾飞于云天的神龙那样，努力上进，毫不懈怠。
从姿态上看，无论水中游、地上行，还是天上飞，龙给我们展示的多是昂首挺胸、瞠目振鳞、精神抖擞、全力以赴、一往无前的形象。
自古以来，龙都多被用来象征、比称人间的杰出人物。人们之所以将人杰俊才比龙称龙，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身上具备着奋发进取的素质，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繁荣昌盛做出了创造性、开拓性的贡献。
龙的形象是与时俱进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龙。新石器时代有早期的简单质朴的“原龙”，夏商周时期有神秘抽象的“夔龙”，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际有粗犷雄健的“飞龙”、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有刚柔并存的“行龙”，元明清三代有复杂华丽的“黄龙”。进入新世纪后，我们看到了许多吉庆嘉瑞的“祥龙”，如穿福字褂、钱字衫、骑摩托、打手机、用E卡的“时尚龙”，以绿叶为发、为眉的“生态龙”，活跃在影视屏幕上的“卡通龙”等。从龙形象的演变，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断开拓、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轨迹。
两千三百年前，一位诗人同时又是哲人的士大夫在洞庭湖畔徘徊。他时而低首思索，时而仰天咏叹。在珠走玉盘级的诗句中，他把积郁在心头的那种疑惑一泻而出：
那远古的初态，是谁传告下来？
天地还未成形，凭什么来考证？
日夜水分，一片黑暗。
有谁能分辨极限？
天气运动，克盈无形。
如何可以识得天地？
禹用应龙。
如何沟通江海？
应龙怎样以尾划地？
江河流向海洋，有何经历？
日光无处不到，
烛龙如何再照？
太阳尚未升起，
神树为何闪耀光华？
这位士大夫就是春秋时期的著名诗人屈原。
上面的诗句来自他的《天问》。在诗中，屈原一口气提出了百余个问题，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传说，他都大胆地提出了怀疑，自然，“龙”这个神物也没逃脱他那敏锐的目光。因为传说当年大禹治水时，曾有应龙（一种有翼的龙）以尾划地，为禹指出疏导洪水的路线，于是才有后世江河的浩荡。
在屈原的时代，对龙敢于疑问的人毕竟是少数，因为龙具有神的意象。但屈原提出的这类问题，却一直在历史的山谷中激起回响。当我们倘佯于九龙壁前，漫步于紫禁城中，或仁立在太和殿内时，威武神奇、神态各异的龙的形象，使人有一种栩栩如生的感觉，真像它们就要喷云吐雾、腾空而去。但科学与理性告诉我们，龙是一种虚构的神物，它的形象是吸收了许多动物形象中最神奇的部分组合而成。汉代学者王充就曾指出过，龙的角像鹿，头如驼，眼睛如兔，颈如蛇，腹似蜃，鳞如鲤，爪似鹰，掌如虎，耳朵像牛。龙的这种形象是如何形成演变和发展的？要回答这类问题，需要我们把目光移向遥远的史前时代。
我们的先民从猿转化为人类时，面对的是十分艰苦的自然环境。由于生产能力的低下和知识的落后，原始人类一方面要竭尽全力，从自然界中获取赖以生存的食物和其它资源，一方面又对强大而神秘的自然界产生崇拜与敬畏，这样便逐渐产生了原始的宗教和巫术。原始宗教认为自然万物都是有灵的，而且冥冥之中，还有主宰自然界的“神”。这个（或多个）神掌握着宇宙间的一切权力，可以福佑人类，也可以惩罚人类。但人们可以通过巫与神相通，求得神的庇护和帮助。
在原始宗教中，对动物的崇拜是其重要的内容之一。人类最初的经济活动是狩猎，因而动物是人类在自然界中最感兴趣的对象。原始人要靠捕捉到动物果腹，还要躲避那些对自己生命构成威胁的凶猛动物的袭击。在这个过程中，原始人对某些动物的体态，如鳄、鲵、蛇、鸟及某些昆虫等，以及这些动物奇异的能力，如可以翱翔于天空、潜游于水底，可以无足而行，可以蛰伏而届等，产生了崇拜和幻想。
对动物的崇拜和对自然现象的崇拜，成为巫术活动中的极重要的内容。原始人类往往把狩猎的成功与失败、是否遭到猛兽的危害与主宰自然界的神联系起来，看作是神意志的表达，而这些动物就成了神意志的体现。由此产生了原始人的献祭活动，即在狩猎归来后，先要以猎获动物的一部分祭神，对神的赐予表示感谢，然后才食用。在这种活动中，献祭的动物就成为人与神联系的中介，在这些动物身上表达着原始人对神的祈望和崇拜之情。当原始人类由狩猎经济向农业与畜牧业经济过渡后，虽然猎获动物作为食物来源的重要性逐渐减弱，但在献祭中以动物为祭物这一点并没有变化，动物依然作为人神沟通的工具。
由此，献祭的动物也逐渐神圣化。
这种献祭活动最初可能是简单的，但逐渐演化成一种庄严的仪式，并且广泛地应用于各种需要向神祈求的事项，如部族成员疾病、死亡，部族之间的冲突，狩猎、耕种采集、迁徒等等。仪式上除了以动物作为祭物外，还要使用大量的祭器和礼器。在这些祭器和礼器上，原始人类以极为虔诚的心情，绘出或刻出他们所崇敬的各种自然形象，如日、月、山、川、云、动植物等。这些彩绘或雕刻虽然是一种摹拟，但不少摹拟，特别是对动物的摹拟进行了夸张，在夸张中体现了创造者的宗教观念。因此，这些由摹拟而形成的图案、饰纹或雕刻不仅与原型动物有了某种差别，而且具有了神圣的宗教含义。正是在这种具有宗教性的动物形象中，出现了最初的带有龙特征的动物纹饰，专家们把这种纹饰称为原龙纹。
1987年，考古学家在河南濮阳西水坡的一处距今6500年左右的古墓中，发现了墓主身旁有一具用白色蚌壳摆塑的“龙”的图案。在甘肃也出土过绘有鲵纹的彩陶，在东北的辽河流域发现过距今5000年的玉“龙”，山西出土过带有“蟠龙纹”的彩陶。当然，这种“龙”与今天我们见到的龙形象还有很大的差距。
远古“龙”的起源，除了上述原始宗教与巫术的原因外，还与图腾崇拜有一定的联系，图腾是原始社会中一个氏族的标志，又称为族徽。氏族社会中，人们往往相信自己的祖先是一种特定的动物、植物或其它无生命的东西，这种物种就成为氏族祖先的象征和保护神。据古代文献记载，中国不少氏族曾以龙为图腾，如远古的黄帝、炎帝的氏族，共工氏、祝融氏、尧、舜、禹的氏族，以及吴、越等氏族。但是，这些文献成书较晚，属后人的追述，文献产生时，龙的观念已经形成，因而不可避免地在记述上有附会和渲染加工的可能性，古代氏族的图腾传说往往变成了神话故事，不过还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据专家考证，这些所谓的龙图腾，实际上是与后来的龙形象相近的蛇、鳄、蜥蜴等动物。这些动物在氏族的祭祀中，不仅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而在形态上也被神化。在漫长的远古岁月中，动物图腾形象与其它原始宗教中动物崇拜形象融和在一起，形成了原始的龙形象。
“龙”脱掉“原始”二字，即由原龙纹变成真正的龙纹，约在商代。约公元前21世纪，中国产生了第一个国家政权——夏王朝。夏之后是商王朝。商的国势强大，空前繁荣，《诗经·商颂》中说，商“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商的国土千里之广，广大的国土上到处都有民居住，商的疆域达于四深，四海中的人都来赞美商王朝，人数众多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商王朝的强盛和一统，推动了不同区域问的文化交流，如百川归海，文化在商代出现了空前的融和。商人在文化上比较开放，肯于接纳其它类型的文化，有利于文化的融和。商王朝非常重视宗教与巫术，也就十分重视宗教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礼器——青铜器的铸造。青铜器作为沟通天他的礼器，本身就有宗教的意义，青铜器上的纹饰则有更浓郁的宗教色彩，即通过各种象征性的纹饰，向人们展示应崇拜的神灵，求其保护，免受怪物的侵害。这种纹饰中，原龙纹成为主要的部分。
“龙”在商代形成的一个突出标志是龙开始有了角。当然这时龙角的形状还不固定，有的如长颈鹿，角呈锥形；有的如绵羊，角向后卷；也有的如花冠，还有的似羚羊，此外还有前卷型、虎耳型、螺旋形等各种形状。商以前的龙形象中并没有角，在商代龙却生出角来，其中原因，在于商代对角的崇拜。
在动物中，角一般是雄性动物才会生有，而且硕大强壮的角，往往是强壮有力的象征，因此角受到远古先民们的重视和崇敬，成为祭祀等宗教仪式中不可缺少的物品。商代对角的崇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但祭祀的牺牲必须有角，而且依场合的不同，角的大小形状也有不同。祭天地时用作牺牲的牛，角要如茧栗大小；祭拜祖先时用作牺牲的牛，角以能握在手中而不出把才算合适；宴请宾客用的牛，角要一尺长；有时用来祭把的牛，还要求两角要平齐，绝对时称，要有光泽。《诗经·周颂》中曾有赞美角的句子：“杀时敦牡，有俅其角，以似以续，续古之人。”诗句的大意是：“杀了那头公牛吧，它的角又弯又美，用它来祭把天地社稷，就可以继承祖先的神力。”商人给本来无角的原龙加上各种角，是因为他们认为角有神性，有了角，龙就更有了沟通天地的神性了。有了角之后，原龙纹就摆脱了原型动物的形态，而成为一种与世间任何动物都不同的神兽，商人还用相同的手法，托象、虎、猪、鳄等动物的不同器官加到龙的身上，从而使龙的形象更为神奇。这种经过艺术改造加工后的龙与我们现在见到的龙形象已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个别形体部分的差异。
不仅原始宗教的动物崇拜和图腾崇拜成为龙形成的源头之水，一些奇特罕见的自然现象也汇入了龙形成的溪流。由于龙的形象怪异、能力神奇、有通天的本领，一些奇特的与龙的含义或形象有某种相似的自然现象也被附会成龙。如《山海经》中记载说，在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一座山，称为章尾山，山上有一条“烛龙”，这条龙人面蛇身，体长千里，两眼立生，就如两条直缝。它以眨眼来控制昼夜的变化和时光的流转，闭目为夜，睁眼力昼。晋人曾有诗云：“天缺西土，龙衔火精，气为寒暑，眼作昏明，身长千里，可谓至灵。”烛龙的居住地是日光照不到的“寒泽”。据专家考证，所谓烛龙，实际上是北极光。雨后彩虹也被附会为龙，彩虹缤纷的七色、宛若拱桥连接天地的形态、与雨和水的密切联系，极易使远古先民们将彩虹与龙联系起来，甚至认为这是一个双首的龙吸水于江河。此外，巨大的龙卷风、雷雨天气中的霹雳闪电，都易被古人当作是龙或龙的活动。
已有
